中国互联网言论管制溯源，困境个人应对，兼谈文化溯源
博客前言
最前面：文章最好不要外传，毕竟比较直白。如果喜欢本文，请一定在评论区发评论！我会及时回复的！
全文共九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五章，主要阐述如今审查现状的形成原因；第二部分是后四章，主要阐述如今审查困境产生的根源并连带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第一部分：管制溯源、困境、相关社会调查与可行的个人应对方案
0.序言
互联网在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在近日流传出的一份小红书的封禁名单再次掀起热议，中国互联网管制的现状再次成为聚焦中心。在删帖封禁无处不在甚至日趋严格的今天，与每个人切身相关的处罚措施究竟如何做出，又为何如此发展，成为了无数网民最为关切的问题。本帖试图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78年以来的审查发展历程，其他学者的部分研究资料，几年间具有切身体会的互联网使用经验，还有和一名民间App开发商关于审查细节的交谈，试图探究历史上在审查尺度与审查手段上的不断演变，再逐步发展到代表国家意志的网信办与代表民间资本的公共平台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并对处于这种互联网环境的网民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
笔者笔力尚浅，如有错误，还望诸位海涵。
整篇文章，全靠马克思一句话镇住：
“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论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 马克思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查发展历程
1.1 1949-1978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然而在1978年之前，这些宪法赋予的权利被侵害的程度有目共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的文艺工作者数不胜数，对异见的包容性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低的之一。
在中共建国之后，其对于言论——尤其是新闻报纸审查的尺度也是逐步收紧，步步紧逼，直至最终实际上在报纸上消灭了舆论。
注释：
- 对于新闻办报，尤其是民主党派方面报纸的审查变迁，可参阅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中写《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的一章。
- 文革期间的言论迫害可查李九莲案。
“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
——毛泽东
“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
——毛泽东
1.2 1978-1989年
由于中共党内势力斗争，中国政治局面出现了十分罕见的党内核心力量反对最高权威的运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元老若要重新掌权，必然需要借助民间力量推翻两个凡是，这是中共历史上为民间自由化第一次做出实际让步，这在强硬派毛泽东看来绝对不可能发生。在后来，胡耀邦（这篇文章肇始的主角①同时表达哀悼）和赵紫阳作为中共党内开明派的代表，一面维护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另一面注重塑造宽松开明的政治氛围②，是历史上少见的时期。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自由化需要成为风潮，必然有中共高层的推动。这在后面也能看出，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并不靠法律力量，而是依靠当权者的良知与利益。 一旦当局对压制形成共识，所谓民间的自由化风潮如同螳臂当车，顷刻间烟消云散。
这种实践局面意味着法律能够起到的规范作用实际上相当有限，审查将中国人治的特征暴露得毫无余地。
随着众所周知的1989年学生运动与政治风波，自由化全面受到管制。
“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胡耀邦
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
注释：
- 歌曲《好大一棵树》
- 胡耀邦明确提出，经济方面不反自由化。中共在这一时期进行的所有运动，诸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终由于容易让人联想到从前永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这些“不叫运动的运动”全部遭到抵制草草了之，民间对此支持度相当低。相关史实可参阅《改革历程》《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
1.3 1990至今，除互联网外的内容审查
吸取上一阶段的教训，当局再次试图全面把控舆论，试举两例：
报纸：
“……创办正式报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第三条）有确定的、能切实担负领导责任的主办单位和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在中央应为部级以上（含副部级）单位；在省为厅（局）级以上（含副厅级）单位；在地（市）、县（市）为县级以上（含县级）单位”
——《报纸暂行管理规定》第十条，1990年12月25日出台
广播：
“……广播电台、电视台原则上由县、不设区的市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或经批准的广播影视集团（总台）设立，其中教育电视台可以由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设立。
（下面一条体现出更加全面的控制，笔者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负责制定全国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设立规划，确定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总量、布局和结构，负责全国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设立审批和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管理工作。”
——《广播电台电视台审批管理办法》，自2004年9月20日起施行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当局对于全面管控宣传领域和文化领域的雄心。其他书籍，音乐，影视方面的检查，众所周知，不再一一详谈。
但是，和毛泽东时期不相同的是，这一时期在新闻领域已经不可能将事前审查作为全部的手段，因为逐步开放的报纸发行不再可能全部经由事前审核（那人工审核将不堪重负）。为此，除了在上文已经提出的挂靠单位管理方法，更有形形色色的新闻管制条例（《出版管理条例》《报纸管理暂行规定》《期刊管理暂行规定》，等等）出台，查阅这些管理办法，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不能刊登什么”而不是“能刊登什么”，管制色彩十分浓厚。
还有更多的非法手段就不再一一谈论，详情可自行查询三聚氰胺与新西兰的关系。
1.4 总结：审查的目的与操作中的尺度
如果要问审查是为了控制哪种渠道，那就是所有渠道。从上文可以看出，任何发行渠道，任何介质都在审查范围之内，我们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审查的目的不在于你看到什么，而在于不让你看到什么。因此，只要能够看到，必然处在审查的区间内。（①）通过这一根本目的，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审查在互联网时代遇到的根本困境。
另外，我们也非常容易地发现，审查尺度在不断地发生剧烈的变化，几乎随着政局变化的每一刻进行着变化。今天可以讲的，明天突然就不行了；今天不能讲的，保不准哪天你就在官媒上看到了，诸如此类。抛开文革期间因为政治斗争而反复出现的戏剧性地吹捧-失势变化不谈（②），也暂且不论文革后剧烈的转向，即便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从前公开出版如今列为禁止的内容也比比皆是。远的有1989年学生运动中曾在中央电视台上播放的人尽皆知的坦克与人的照片，集结中共历史出版新闻的《历史的先声》；近的有周雪光的著作《中国治理的制度逻辑》，甚至包括电影《V字仇杀队》（③），审查尺度不断变化，敏感事项日新月异，这些又是不可能落于具体法案中的“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潜规则，无疑会给互联网时代的巨量审查带来极大的挑战。
关于非法治的特点，陈云所讲的“不要新闻法，免得钻空子”毫无疑问是高层最露骨的态度展现。仅此一条就意味着言论管制法治化绝对不可能实现；而且只要稍加对比就可以发现，这毫无疑问是列宁党一贯的作风。
困局已出。
“莫非你是在告诉我
你爱我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崔健
注释：
- 所以才会发生电路印刷版都要印刷经营许可证这种极度荒谬的事件。参考：中国是否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类创意工坊平台?– 知乎 (zhihu.com)
- 三大笔杆子：关峰，王力，戚本禹；林彪等。
- 该电影曾经在中央六台上播放过，但是后来由于不明原因全网下架，豆瓣电影词条被删除，原作小说的词条被关闭评论功能。
2.互联网审查与行政发包制
2.0序言
互联网审查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网信办和各大平台之间的委托关系，而用户实际上除了“用脚投票”的权利以外，在与平台的斗争中并没有任何优势（①），遑论以公民的身份单独面对国家机器。因此，梳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解释平台最终做出的审核措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借用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的概念，试图厘清这一明显的上下级关系中的各自目的与决策过程，最终得出博弈的必然演化趋势与内在机理。
注释：
- 男子因微信被封号跳楼身亡，腾讯回应_新浪科技_新浪网
此处链接已失效，某种意义上讽刺意味更浓了 - 参考文献：
《行政发包制》周黎安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周雪光
《我国互联网言论行政规制特性与完善》
2.1 行政发包制——一个观察二者权力分配的视角
通过关凯元的文章（《我国互联网言论行政规制特性与完善》，以下简称关文）可以看到，网信办在面对不同平台时采取不同的态度，面对大平台时主要采用行政规训（主要方式是约谈，实际上这里的约谈是单向的，网信办对大平台的规训），而面对小平台则直接关停。在这一关系中，网信办具有毋庸置疑的绝对权利，几乎完全不受平台制约地制定惩戒规则和目标，而平台对此的有效抗争闻所未闻。因其代表性，以下以网信办作为具有审核要求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广电总局等一切管理审查的部门都具有相似特征，因此在下文不做严肃辨别。
从网信办的角度分析，其目标与当局一以贯之的审查目标完全一致：杜绝一切“不宜”信息。因此，在互联网平台，也必须采用时时审查一切公开内容——视频，音乐，当然包括常见的评论，保证滴水不漏。这就是其唯一宗旨。而其权力则是对于法律近乎垄断性的解释，可以近乎随意惩罚而不必害怕被报复，对于所谓的广开言路更是没有任何责任（实际上笔者从未听闻过任何一名官员因为言论不够开放而被处罚，言论管制最终伤害的是国家集体形象），所谓“倾听互联网民意”堪称空头支票（①），实际上是只允许“按照我的要求提意见”，其绝对权力显而易见。如果说网信办真的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那可能也只是忌惮一些大公司的雄厚资本与巨大的社会影响，不敢一棍子打死罢了。
然而，以网信办自身的力量，审查数亿网民生产的言论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除了每年寥寥几起典型案例的处罚由网信办做出，实际上绝大多数“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判决都是平台被委托做出的。这意味着审查的任务已经以发包的形式委托到了大平台身上。
从平台的角度分析，则只有一个需求：盈利。下文着重阐释在这一压力背景下，互联网平台做出的自我阉割的趋势与愈发严厉的审核措施。
- 习近平说网信精神：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_央广网 (cnr.cn)
- 参考文献选取周雪光解读的行政发包制，这是因为周黎安的文章更加注重行政治理中的具体情况；而周雪光虽然也在谈论行政逻辑，但也对于不同的管理方式进行了详尽的比较，更有益于跳出单纯的行政管理逻辑来看待政企关系。
2.2 丛林法则的市场逻辑与有应必答的行政逻辑之间的必然矛盾——压力下资本的无奈选择
如上所述，平台背后是资本，而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盈利（这个唯一动机非常重要，请一定要牢记这一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律）。
在这一角度，我们容易发现，资本没有任何动机进行政治内容的审查（尤其是社交媒体，有国外的社交媒体可供参考。），这是因为显然只有争议才会带来流量，万马齐喑的地方没人愿意去说话，自然盈利下降。所以，内容审查的唯一动机必然来自于上（①）。这两条相悖的动机，导致了资本方的本质矛盾。
我们再对比周雪光笔下的行政发包制，很快就能发现政企关系相对于行政关系的一大区别：基层共谋不复存在，而是丛林法则下的市场机制取而代之。这意味着商业竞争中的相互之间举报成风，当局也乐见其成，最终政策偏误再也不可能被抵制。这就是为什么机制最终导向不可逆的结局。
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平台在具体操作中如何审核从而应付检查？为什么敏感词等极大降低用户体验的暴力审查屡屡出现？为什么边界逐步收紧？这就需要结合现有的技术手段进行分析了。
“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己亥杂诗》清 龚自珍
注释：
在一些情况确实会出现没有外界压力下的对于政治讨论的限制，那往往是针对所有政治相关的探讨的共同抵制，而非中国特色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媒发帖几乎毫无限制，普通人发东西动辄得咎。这两种管制政治讨论动机的区别应该容易分辨。
2.3 压缩成本，完成任务，无视后果——市场经济下应对审查的最优解
周雪光对于行政发包制的解读一针见血的揭露了委托-代理模型中信息不对称的本质问题，指出代理方拥有远远高于委托方的信息优势，这使得法制化的监督成效的手段极容易被欺骗。为了避免欺骗，委托方必须脱离法制轨道，时时予以敲打，不断提醒代理方自己的超然权力地位并施加恐吓，使得代理方不敢动二心。这在不断进行的约谈和罚款之中可见一斑：平台受惩罚的尺度永远掌握在委托方手中，平台没有实际争辩的权利。
然而，语意极端模糊。中文是世界上最能被解释成多种含义的语言之一，大量的文字使其包含的信息密度极高，古人的赋比兴手段运用到炉火纯青，使得语意审查极为困难。每一条都进行人工审查直接说就是在做梦，AI审查也不过是能够帮助提取文字，理解语意在先有技术条件上也非常难。更关键的在于，平台根本不需要辨别谁是符合标准的爱国言论，谁不符合，因为抽查者自己也分辨不出来，平台只需要应付检查不出问题就可以。这是一条核心逻辑。
凡是认为资本方刻意压制政治舆论以达到反面效果云云，都是忽视了资本的本性。再次重申，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盈利。超出这个范畴的，纯粹是玄幻小说。
正是为了应对这样的抽查机制，平台基于缩减成本的市场经济原则做出以下选择：
- 检索词汇引入敏感词审查。针对敏感词严厉管控搜索结果。
这是因为相对于一个个删除有害内容，直接禁止相关查询更容易让有害内容难以被发掘，降低了被发现的概率。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找书的网站会出现“毛泽东”禁止被搜索，毛泽东的书却在推荐列表的情况。
- 敏感词暴力审查。
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降低审查成本。
- 黑名单，关键词人工重审
也是为了降低审查成本。
- 流量越大的地方，审查越严格
这与实践中其他方面的审查尺度很相似，比如书籍的尺度就比电影大。从平台的角度来看也很好理解，不过就是因为人多的地方被举报的风险大，必须从严审查。
以上操作都在实践中屡见不鲜。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杂感》清 黄遵宪
2.4 总结：各方得利，谁来买单？
如果上述的过程之中市场竞争还能够发挥作用，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到，网民自然会从一个十分严苛的地方用脚投票到另外一个地方，平台自然不敢过于张狂。然而，当国内所有的平台都日趋严苛的时候，实际上网民已经没有选择。集体沦落下，这种市场竞争的力量可以堪称忽略不计。不必谈论网易、知乎和豆瓣谁更胜一筹，与他们当年相比不过都是九牛一毛。
网信办利用企业互斗和举报环境成功避免了行政发包制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欺诈问题，将审查责任与成本全盘转嫁到平台身上；企业利用愈发严格的敏感词审查机制逃避检查，再打击竞争对手使自己被惩罚的时候能够留下一刀，坐稳垄断位置。谁在受害呢？或许只剩下公众舆论的形成与公众理智的凝聚吧。
“围观改变中国”
——曾经的网络流行语
3.社会调查研究——以与一名小众App开发者的审核相关细节的访谈为例
在去年，我接触到了一个很小众的App，并且联系到了制作者，也是这个App目前运营的老板。在使用过程中我经常向他反馈问题，我们相谈甚欢。由于这是极少数几个我能够就审查标准与平台直接反馈甚至于讨价还价的小平台，我在这里感受到了人味儿。夺回审查标准的时候，我感觉双目重归光明，我感到瘫痪多年的双腿重新站立，我感到我终于夺回了原本就属于我的东西。
有一天，我发了一首歌的分享，Warface和Rebelion去年发行的作品Switchblades:
然后我发了这首歌的歌名翻译“弹簧刀”，当我发出来之后被和谐成了***并且没有任何提醒，是我自己重新看才发现问题的。对此我在私人聊天中对开发者提出质询，并以此展开了一段关于审核细节的讨论。
我将针对交谈的内容，逐步分析审查的黑箱化与其创造的寻租空间，展示出大公司如何利用他们的依附于权力的优势，对小企业在审查业务上展开盘剥。
“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马克思
3.1 法治殆矣！
如同前文所述，审查标准的模糊轻松撕下了法治的遮羞布，赤裸裸地展示出了社会中权力运行的人治本质。
在聊天中，我第一个提出的问题就是单刀直入地提问谁负责审查标准，
答案分步进行：
- 没有人工审核
这是因为成本问题。公安部要求三分钟内必须处理敏感内容，否则有刑事成分。雇佣人力二十四小时审核不可能经济。
- 敏感词库未知
这是因为法律条文只有笼统的“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等，根本没有明确规定哪些内容是属于上述的，敏感词库就是一个黑箱！
仅仅这两条回答，法治精神的丧失已经不需要多言。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
3.2 权力就是资本
既然自己没有敏感词库，只能对接第三方词库，接下来就是谈论第三方审核的细节。
- 词库第三方供给，直接对接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词库是百度自己研发，然后经由国家认证的。
这其实意味着中小企业除了接受垄断别无他法。
- 只能暴力屏蔽的原因在于审查本身是按次付费的，如果在编辑的过程中审查并且提醒创作者会导致大量的成本。
手握词库的企业轻松获得大量利润。其实这就是寻租。
那名开发者给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叶剑英的孙女（就是那个在太庙办婚礼的那位）有下面这一首作品：
Listen To Your Heart (Jamaster A Extended Mix) – 叶明子 – 单曲 – 网易云音乐 (163.com)
有一个朋友发帖分享了上面这首作品，提到了她是叶剑英的孙女，结果叶剑英就被屏蔽了。开发者告诉我，提到叶剑英，你夸他没问题，但是你如果说他是民族罪人就是有害内容了。语义分析根本做不到，就只能够一刀切遇到就屏蔽。这是一个审核力量不够导致一刀切的典型案例。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约翰·爱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
3.3 总结：敏感词库的存在就是敏感内容。
一句总结完毕。
4.个人应对方案
这部分很简略，三点：
任何撰文保留备份，比如我这个就有备份。留在本地云端各一个。
看到好东西快点存。
发布东西感到难受就别发了，换个外边的地方吧，里边都差不多。人生苦短，不必为审查斗智斗勇。
以上。
第二部分：附录
5.互联网审查困境的文化溯源：表里冲突与失调
简单来说，中国人的话语体系其实分成表里两个世界，互联网审查之所以产生黑箱和极端化等一系列说透了简直让人难堪的结果，归根到底在于国家力量试图渗透到原本不应该、也没有力量去涉足的里世界，两套运行的规则相互矛盾而冲突，表世界的强力改造与里世界的全力反抗共同交织成了一套所有参演者都心照不宣的闹剧。
5.1 失调的表里世界
下面这段文字可以说十分精准地描述了文化专制主义所必然带来的失调结局：
“文化专制主义的错误就在于试图将权力从前台延伸到幕后。前台是什么？是公共空间，里面充满了上下一心、 父慈子孝、繁荣昌盛，这套公开剧本中从属者只能严格按照剧本表演，没有一丝一毫自由发挥的空间。但他退到幕后，就可以卸下面具，嬉笑怒骂，欣赏各种民间文化创造（故事、寓言、笑话、歌曲等），那里的富人贪婪、 官员腐败、皇帝愚蠢，颠倒的世界被再次颠倒过来。
在私人空间或者说后台， 他释放了自己的压抑和痛苦，转天可以再次挣扎戴上面具，拉开帷幕继续到前台扮演起小丑。你必须给他时间和空间去消化、去平复、去自我欺骗这个世界还没有那么艹蛋。
如果全世界充满了“正能量” ，就等于把帷幕撤掉，彻底打通前台和后台，那些痛苦的灵魂再也无处遁形，也不知道最后那些痛苦又会通向何处。
世界上第二无聊的文学是讽刺政府的文学，那第一无聊的昵？
你愿意生活在这样一片无聊的荒原吗？”
——来源于知乎用户“棒槌熊”的动态
请允许我多加补充：在现实中，中国人的表里精神世界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当人们走到台前，走到公众舞台面前，就开始了多多少少的言不由衷的表演——请各位回想一下从小到大听过的无数先进分子在期末表彰上的演讲，我相信在读者中有许多人就是其中的一员，请回想一下那个舞台上的他和舞台下的他两个人格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本应是“十分宝贵的学习经验”的演讲极少打动台下的学生，想想看台下的多少学生在讲小话，睡觉，以及找遍机会尽早离场？
与这种小场合类似，中国的政治舞台同样充满了这种表演，大家都在众口一致地在前台声称一个好的世界，人民齐心协力，官员和蔼可亲，高层勤勉为民，中层安居乐业，底层辛勤奋斗且劳有所得，除了少数人的不和谐，总体上是一个一个充满希望和团结的社会；而走到幕后，一个斗争不断的丛林社会才露出爪牙：官员高人一等，高层贪婪无度，中层犬儒冷漠，底层残忍无知，这才是社会真正运行的潜规则，一个里层世界。
知其表里，转换自如可谓是无数中国人的必备生存技能。
参考文献：
社会篇（四）“天下事无非是戏，世间人何须认真”：名实分离、潜规则与仪礼性统治
5.2 文化专制主义在新中国的强盛到衰落
在明清时期，即便是被后世称作文化专制主义，皇权也不得不承认其在控制社会之下的更小单位——家庭层面的意识形态建设是无能为力的。在长久缺乏中层组织的中国，家庭实际上就是人能够卸下自己伪装的最后堡垒。实际上皇帝不仅不指望这种冠冕堂皇的官话能够执行，甚至自己也深知这个世界运行的实际规则。当出现海瑞这种把官话当真的“戏痴”（①），即便是万历皇帝，最终的盖棺论定也颇为有趣：
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
然而到了新中国，在强大的宣传机器面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众所周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儿子举报父母，夫妻之间揭发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这正是文化专制主义到达顶峰的时期：打通了台前幕后，其中酿成的人伦惨剧相比已经无需笔者赘述。
由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已经减弱，官方不得不在实际审查中承认文化专制主义的落幕，不再提倡相互举报，再次退守到台前。此时的台前包括一切公开出版物，上文已述，不赘。
注释：
戏痴也就是那些把官话当真的人。一旦将这些冠冕堂皇却在实践中一无所得的内容付诸实践，立刻就会因为水土不服产生大量的笑话，旁人看来也十分尴尬：陪着他演戏也不是，不陪着他演戏也没法，真正陷入两难。
联想到社区一名用户口中的“相信他就是因为他能够不断创造奇迹，也必然能够不断创造奇迹”，想来也是令人发笑。
5.3 文化专制主义的半落幕与互联网时代中的再度兴起
在1978年后，如上文所述，官方已经难以像前段时期对于自己的意识形态采取极为进取的攻击姿态，因此不能不做出改变：
一是在内容上，不断软化意识形态，褪去其战斗性，使其更容易为广大人群接受。典型就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三条标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党都必然要追求的，不过提法不一样罢了。
二是在宣传上，不再采取从前宣传机器那种“罢黜百家”般彻底的傲慢姿态，而是容忍不同思想流行，放还里世界应有的边界。
这种边界虽然并不稳定（①），但终归能够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共识（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官方对民间的里世界保留默认的态度，比较守信用地保留了部分边界（③）。
在下图中，周雪光就根据他的田野调查，描绘了一个现代中国的戏痴人物，官场中的潜规则之兴盛不言自明。
而在毛泽东时代，如果有如此注重意识心态的上级，恐怕那个年代的官僚集团很难像今日这样形成集体抵制的力量，正如大跃进期间的四川。（④）
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从前那种分明的公私讨论已经被彻底打破界限，相互融合，完全走入寻常百姓家之中。随着公私界限的的消融，全面推行审查必然导致表里世界的严重冲突——请思考微信私聊甚至是文件传输助手都被监控的事实——由此带来了全面的冲突与万马齐喑的现状。
注释：
由于所谓的不秋后算账等开明表态由于从前的种种作为，类似承诺的信用实际上已经在人们心中破产。又因为上文已经叙述过的原因，实际上也不可能确定明确的边界，否则必然有空子可钻。
常见的“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就是一个例子。
比如很少对学者进行残酷打击，即便打击也很少用刑事手段，即便用刑事手段也很少是赤裸裸的政治犯，以及不杀政治犯。
宁左勿右导致的悲剧可以查阅杨继绳的《墓碑》中李井泉的所作所为。
想要更多了解官场的潜规则，可以观看下面这部纪录片书记(豆瓣)
5.4 总结
尽管我在文中几乎毫不掩饰地反复表达自己对于如今现状的不满，还有对这种表世界虚伪甚至混乱逻辑的不留情面的嘲弄，但必须要承认的是：这个宣传的表世界虽然脆弱，却仍然是必要的，其中的许多理念也确实是值得追求的，正如初中思想品德课本中教育的不要说谎、保持对他人尊重一般，我一直力图坚持至今。如果没有这层表世界，那么社会会迅速退化到彻底的只剩下尔虞我诈的丛林社会，官府褪变为纯粹利用锃亮的枪管维护统治并攫取利益的黑帮集团。
如同马克思·韦伯指出的那样，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能依靠暴力长期维系，必然需要其他力量加以维护。不论是黑社会中的“兄弟义气”，还是如文中所述的那种社会理想，他们都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石，目前来看，还是没有就不行。
文化专制主义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其彻底打破了原有公私界限，不是让人们去慢慢接受表世界，去追求表世界，而是去暴力地消灭掉几乎全部的里世界。
这样粗暴的措施不仅不会让人民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政治水准瞬间提高，恰恰相反，它会让问题丝毫得不到解决的人们内心的压力无处释放、更加苦闷，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将会更加严重。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论语》
6.空洞矛盾的主流叙事与以攻代守的战略转向
本章节共分为两部分，分别冠以6.1与6.2的序号：
一是分析为何如今的以主流叙事为代表的表层世界已经不堪重负，矛盾重重，金玉在外，空洞其中（没错，揭开一看里面未必有什么坏水，但确实空无一物），二是当局在2020以后极为明显的转向，突出表现为官媒不断融合左翼民粹主义的进攻姿态，在互联网平台逐步占据话语权主导。
在第一部分，我将尽力梳理主流叙事自中共掌权以来（甚至之前）的变化过程，探究其是如何形成今日左右互搏，自相冲撞以至于纠缠在意义之网内而再也难以自拔，每一步变化都变得如此艰难。我们将看到一个充满生命力与号召力的历史叙事，如何在最后演化成了一个无比光鲜却又无比暧昧的主流叙事，感召力在后人出于种种目的不断地揉捏下最终丧失殆尽，成为一个只需要充当牌面的装饰。
在第二部分，我将简单概括官方在面对新技术——互联网时候的应对姿态的变化，尤其着重分析近几年来由政府与资本联手打造的左翼民粹主义如何在流量场中节节取胜，以及在胜利的表象下潜藏的后果。
6.1
6.1.0 空洞矛盾的主流叙事与必然导致的万马齐喑
序言
前文已经提到，由表世界所控制的公开发行渠道，实际上只有被允许的少数几个声音可以发出，但这其实并不太符合逻辑。我们可以想象到，如果那一套表世界会具有吸引力，那么不仅不会害怕其他叙事模式的竞争，反而会在竞争的胜利中彰显出自己的优越。然而，现实中，表世界往往是不容置疑，不容他人篡改的牌位。这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一旦一个叙事胜利并被当权者立为主流，就立刻开始失去生命力与吸引力；为了维护这个空有其表的表象，当权者没有能力将其打造地更有竞争力，就不得不铲除其他一切可能的竞争对手；然而一旦失去了其他对手的新思想注入，这一主流叙事只会越来越失去生命力，对于现状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差，最终彻底沦为一个装饰品。
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主流叙事必然要以维护官方统治为唯一目的，才导致了其自身的衰败。 换言之，主流叙事的功能决定了其必然衰败；并且随着历史事件越来越多，越来越庞杂，主流叙事内部的矛盾也会不断增加，其衰败的进程也会越来越快，最终除了表面，一无所有。所以，表象世界的万马齐喑是其必然的结局。
最终还请老马做致辞：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
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
每一滴露水在阳光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
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马克思
本章节最重要的一篇参考文献：
社会篇（五）“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认知模式、叙事结构与威权主义治下的社会崩解
6.1.1 人们创造了神，然后匍匐崇拜
如果要探讨主流叙事，就有必要讲明白究竟什么是叙事。正如一名睿智的用户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先确认一下“宏大叙事”所讨论的内容、吸引力针对的对象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
先从叙事模式本身开始。如果没有特别注明，叙事就是叙事模式的简称。毕竟针对同一段历史，不同的模式会给出独属于自己的一套叙事。”
——麻花藤和汽水姐
什么是叙事模式？如果针对史实，那就是一种史观；如果将历史拓宽到生活中所有遇到的情况，那就是人们对于事实的不同意义解读。
针对不同的事件，就事论事的深挖不同的独特原因、产生机理与结果，最后总结出相应的经验教训，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许多事情，就是纯粹的几率，根本没有什么经验教训可言。为了减少自己思维的难度，让自己的行为不至于陷入无所适从的惶恐之中，人们会主动将事情赋予意义，再反过来为自己的决定树立从容笃定的先决条件。
但是简化过程必然要付出代价，对于事实的偏误就是代价。以上思维的过程，包括看问题的角度、解决方案的提出等，我称之为一种叙事模式。
正如标题所言，最原初的叙事模式就是原始宗教。人创造了一个超脱于人，远远强大于人的弱小能力的神灵，再将其视作不可冒犯的存在而匍匐跪拜。诸事不顺？没有好好祭拜，神不高兴。地震？神鱼翻身。这种简化的思维模式尽管经常与事实相去甚远，但对于当时来讲是人们思维模式所造就的必然结局。
随着科技进步，原始崇拜已经逐步被科技所取代，但人心中的迷茫并没有褪去。即便是现在，人的能力也十分受限，我们仍然离事实相去甚远，距离世界的真理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不得不追求一个安稳的叙事模式，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寻求安稳感。区别可能在于不再是不顾一切的跪拜，而是认知到自身缺陷的，带有批判眼光却仍然不得已而为之的崇拜。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一种冲动，问题在于，这种叙事模式是否可以塑造？如果可以，这一过程又是如何完成的？这就得从下一章统治者对不同史观的揉弄与塑造开始了。
6.1.2 谁来书写历史？
想必许多读者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刘少奇则在被带走前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①）。历史究竟是谁书写的？根据现状来看，当然还是由胜利者书写。当人们试图预测未来的时候，必然需要过去的事件——也就是史实——作为参照。而掌握了对于过去史实的阐释，甚至是直接掌握了史实，那就足够书写一切可能的未来。原本的历史，不过是无数人物共同编织的，错综复杂的进程；而随着不同人的解读，历史人物纷纷带上正派与反派的面具，原本随机而复杂的进程转化为一场简单而严肃的舞台剧，教育与警示每一个过往的人。正因为掌握历史的极端重要性，这个小节最终以《1984》中著名的一句话做结：
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
从下一章节开始，笔者将开始梳理中国近现代以来逐步形成的主流叙事，最终力图阐释复杂的历史为如今执政带来的政治遗产与政治负担，在树立无数神话之后不得不在史观上负债累累，以至于不堪重负。
注释：
根据其遗孀王光美回忆。在后来，这句话被赵紫阳引用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中，展现出中共内部高官在政治斗争失利后自我宽慰的心态。
6.1.3 中国1919-1956的叙事竞争与走向
任何一个政权都会被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你？凭什么是你，不是别人？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政权的正当性。因此任何一个叙事模式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正当性，凭什么是它所要鼓吹的人具有权力。
赵鼎新将政权的正当性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比较长期的：法理-选举型，意识形态型，传统型，绩效型
只能短期的：克里斯马型
（详细解释请看注释①）
而近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主要就是一个不同政体塑造不同的正当性的建构竞赛。而如果要探究不同的正当性来源，就必然涉及到不同的历史叙事模式与不同的神话。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最重要的正当性毋庸置疑，就是强大的民族国家。对于长期处于秦制的中国人民（最主要是农民），心中根本没有所谓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只不过是守好一亩三分地苟活一生，清朝的正当性最主要的就是传统（所谓的皇权意识形态实际上对民间没有任何吸引力可言）。而在中国1848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利用坚船利炮硬生生撬开中国国门，清朝的正当性开始不可避免地下降。随着甲午战争的惨败与东亚毗邻小国的（在中国人眼中的）耻辱性胜利，清朝的意识形态正当性已经荡然无存，垮台不过是时间问题。
1912年的辛亥革命中，腐朽的清王朝应声垮台，全国上下展开了国家建构的锦标赛。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正当性就是意识形态中的民族主义。中国人渴望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对抗外侮，这一特点集中展现在1919的五四运动中，在一场运动之中最重要争取的是民族主义主题，而非现代的自由主义思潮。而在随后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全国上下一其卷入，几乎无一幸免的全面作战有效提高了民族认同感与危机意识，最终使这种渴望强大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席卷全国，中共在旷日持久的斗争与竞赛中取得了胜利。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共胜利的根源正当性来自于意识形态中的民族主义，而对于强大国家的渴望重新增强了强调集体主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正当性，战争胜利的事实与中共自身的不断塑造又创造出了毛泽东作为超凡领袖的个人魅力。三个正当性共同交织，构成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基础。
在国家建构的竞赛中，民族主义叙事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日后的主流。这意味着战争胜利的在驱逐外辱的正当性，这一段历史也成为了中共反复强调“铭记”的片段，足证其对于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根本意义。
在建国后不久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共再次展现出了超凡卓绝的领导战争的能力，最终战果再次增强了其民族主义正当性，一直到1956年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当性的表里才开始分离。
注释：
法理-选举主要指西式选票政治；意识形态主要是某种共同意识形态倾向，比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传统型主要是根据自然而然的传统定义，比如封建王朝或者苏丹制；绩效型主要是依靠结果上的绩效增长，往往体现在经济增长上。
克里斯马型主要是领导人的超凡魅力，与个人密切相关。由于人都会死，所以克里斯马型正当性不可能长久存续。
6.1.4 中共1956-1976正当性的调整与表里冲突的逐步严峻
尽管中共以新民主主义以及共同纲领等理念力图建立自己的类似于现代国家的法理-选举基础，但这些都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及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被彻底扯了下来，中共执意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正当性替代其他全部的正当性并以此作为执政重点。绩效增长实际上被抛诸脑后，这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为突出代表。
中共由于其长期以来形成的内部惯性将毛泽东的超凡魅力推上神坛，最终不得已被自己的神话所绑架，中共被改造为毛的党，毛实际上掌握了中国几乎所有政策的根本决定权。这意味着之后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也是由克里斯马型气质所决定的。
尽管早在文革之前，表里冲突就已经有所体现：中共执意要树立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正当性在民间看来吸引力并不足够，农民针对一大二公进行的反行为不一而足，大多数都是不得已而为了生存（①），而在实际运行中基于阶级斗争的理念也常常被庸俗化，直至文革之中暴露其政治利益分配的本质（②）；与此同时，民间所主要认同的民族主义也与国际主义形成矛盾，长期的、以世界革命为目的的、几乎不求回报的对外援助实际上并不能说服大多数人民。但最主要的表里冲突应该还是体现在两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毛泽东的克里斯马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共产主义所许诺的美好未来与贫穷的经济现状之间的严重矛盾。
原本人们可以体谅一定程度的表里割裂（毕竟封建传统如此），但当声称唯物主义、人人平等的马主义公然造神的时候，这种程度的矛盾令人难以接受；而当虚伪的诺言兑现日期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延长，甚至一眼望不到头的时候，人们的耐心就要到头了。
林彪叛逃与五一六通知真正象征着文革的终结，从此以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再对于中国人民有空前的吸引力与号召力了；而随着毛的死亡，克里斯马也不复存在，中共必须另谋出路。
注释：
参阅《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
造反派尤其是到了后期主要就是为了政治利益，所谓保卫毛主席不过是一个幌子。可参阅王绍光的《超凡领袖的挫败》。
6.1.5 中共在1978之后的务实转向与深层危机
如同上文所述，毛泽东的去世意味着克里斯马不可避免地消逝了，中共必须另谋出路，才能在将民族主义合法性挥霍一空之前找到出路。
继任者华国锋试图继续塑造毛泽东的威严与自己的神性，最终以惨败告终：党内（还活着的，而且比华国锋更加战功赫赫的）高层干部们已经不容许另一尊人间神的诞生，继续下一个克里斯马的朝鲜式转型被证明不可能继续；意识形态上，传统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在文革的反复斗争中让人厌倦，人民不再希望投身于无休无止的运动，经济在缺乏刺激中濒临崩溃的边缘。执政危机下的中共必然需要转型为更加务实的政党，但却不希望太多承认自己前一阶段的错误。历史开始变得相互难以调和。
与此同时，正如上文所述，人民已经无法忍受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了，如果说前一个阶段的普遍需求是创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那么文革后的一批在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人吃尽了太过强大的国家带给他们的苦头，他们已经忍受不了强大而且胡作非为的国家力量了。如果不给他们足够的经济发展的好处，再多的天赋权利也是白搭。因此，中共在执政过程中不得不转型为实际上的绩效型。
但是，绩效转型并不彻底，中共的表世界也不可能将其彻底转型为一个绩效正当性为主的叙事，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方面，一旦绩效停止增长，正当性立刻丧失；另一方面，绩效增长意味着必然发生比较，中共必须不断证明自己能够在经济领域创造奇迹，但市场经济的规律却无比无情：不断破产亏损的国企，蛮不讲理的经济泡沫都是例子。在中共所塑造的表世界与对应的历史叙事中中共必须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可能的主导力量，因此在决议中不断塑造不同的神话与正当性。由于现实中不再依赖这些正当性，这一套叙事几乎是处处吃亏，甚至是自相抵触，因而没有强力难以维持其称霸局面，试举几例：
意识形态正当性：马主义本身就有鲜明的自由主义观念，随便往上翻翻笔者引用的他的言论就明白了。毛主义的不断革命对于现状具有极大的挑战，但是要否定不断革命就要否定国内的贫富分化，这甚至更加危险。
克里斯马正当性：抬头看，不多谈。没有赫赫战功，神性难以服众。
民族主义正当性：反复优待少数民族与外国留学生之类的统战价值操作令人难堪。
实际操作中不愿承认绩效正当的彻底本质，依赖于绩效正当性却又不愿意面对绩效竞争的高难竞争压力，是导致改开后主流叙事彻底无法吸引人的根本原因。一切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统治的叙事都将逐渐脱离现实与史实，徒留一具光鲜的正能量面孔，扒开一看却是神话与宗教的内核：你只需要信仰，并不需逻辑，更不应当与现实比较，力图证伪之。
6.1.6 主流叙事的现状总结
正如上文所述，享受绩效的好处就要承担绩效的坏处，世上万物总是如此公平。想要好处不要坏处，那就只能撒谎装瞎，旁人一看扭头就走；那要保持竞争力——至少不要让人们被别的声音吸引走——就只好消灭掉其他声音。以上梳理正是强审查结局的逻辑链。
但一昧保守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恰恰相反，审查力量越强大，越是暴露出逻辑上的漏洞。
审查员声称自己的审查的动机公正且无可置疑，却连删帖的标准都解释不了；主流叙事一再强调自己的必然产生、必然被选择与无比强大的吸引力，却在面对一些所谓的反动言论时如临大敌，仿佛今天不管明天就会天下大乱，丝毫没有一点内功在身泰然自若的样子，一看就是装出来的气势。又由于表里世界的割裂，一个表面上的言论自由、官员耐心倾听民意的环境被需要打造出来，却又不能实际上这样运行，审查黑箱化、隐秘化也成了必然操作。随着审查之网越收越紧，不受其害的人越来越少，从根源质疑表象世界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样的表象已经难以为继。
单纯的防御政策无法继续维持，越是防御越是不断空洞化，反而暴露出自己的不堪一击。必须加入新的叙事以主动进攻，掩盖防守上的软肋。至于其结果究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当一个民族还在强调自己的自信的时候，或许这个民族距离自信还很远。毕竟，我从未在生活中看见过任何一个自信的人，对着他人郑重其事地夸耀自己不同方面的自信。
6.2
6.2.1 互联网最初发展时期当局所处的守势
如上所述，主流叙事已经在反复操弄中失去了自身的吸引力，原来强大的民族国家正当性在后人心中也逐步消逝，人们开始反思这个过于强大的国家带来的弊端。1989年的政治风波意味着官方主流叙事实际上彻底的挫败（①），从此被迫进入守势。尽管绩效增长一直高昂，民间却并不认为这主要是当局领导有功，当局最重要的贡献在于营造一个稳定发展的环境，而不是在领导先进方向上有所建树，这与当局力图塑造的党的领导是改开的最大功臣这一神话相悖（②）。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经济发展的功绩大量建立在对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学习，这对于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言都是一种不小的挑战，前者难以解释本民族在现代化构建上的落败，后者难以解释其在经济建设上的落后。在轰炸美方南联盟大使馆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官方力图在民族主义上有所建树，却又必须有所收敛，毕竟民族主义与此时加入世界贸易大体系的经济体制的诉求相悖。
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官方更是难以夺得先机，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此时作为新技术的互联网，使用的大多是知识分子，宣传难度本身就比较大；另一方面，凡是使用互联网的几乎没有不对防火墙抱有怨言的；最后作为新技术，审查难度相对而言也比较大。由于此时互联网受众比较小，当局还是更希望控制电视，报纸这些受众较大的渠道为主，暂时没有强管控的动机，这一逻辑一直持续到了大约2012年。
注释：
集中体现在官方的法理正当性和意识形态正当性双双被否定，在缓和运动趋势中没有任何作用。恰恰相反，力图以意识形态正当性压人四·二六社论从反面极大激发了学生的愤怒并大大推动了运动的发展。武力镇压的悲剧实际上意味着当局不得不承认自己无法再以自身的叙事说服学生。
在一些经历了改革开放年代的人看来，这个结论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如果党真的有如此领导的先知能力，那就不会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种明显自己也不确定方向的事情了。如果说党的领导坚定改革开放的方向上，那也更像是党内一批改革派的坚决支持，党内保守派的力量同样强大，否则邓小平为什么要在南巡的时候说“不改革就下台”这样的威胁话语呢？
6.2.2 移动互联网的兴盛逐步兴起的左翼民粹主义（①）叙事
在2012年后，互联网舆论逐步转向。这之中原因非常复杂，所涉及的内容也多敏感，这里就简单说几个原因：
当局重视程度。几十万人和上亿人的受众范围，其受到重视的程度肯定有所区别。
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受众下移，为阴谋论的盛行作铺垫。
市场经济的盈利需求为之推波助澜。
主流历史讲述的大片空白（②），为种种历史解读提供了演绎空间。比较典型的是为文革翻案的毛左派。
逐步恶化的外交环境，比如中美贸易战也是一个催化剂。可以很容易发现，中国已经很久没有拍过以抗美援朝战争为主题的电影了，一直到最近。
2020新冠疫情之后的舆论转向是最为明显的，主要是抗疫体现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一点不需要多谈。上文的一名用户六颗核桃对此有过一段论述，引用在下文：
疫情刚来的时候，武汉当局忙于掩饰，直到最后收不住场，不得不举全国之力应对。而后，中国“奇迹般地”实现清零，国境之外的大多数国家则对病毒的扩散束手无策，基本是任由其发展。再到2022年初，随着奥秘克容变体席卷全球，大多数国家由于快速的感染和广泛的疫苗接种摆脱爆发流行阶段，进入季节性局部流行模式；而中国依旧坚持“动态清零”，但显然清零的代价已经远远超出病毒带来的死亡和经济损失但我们依旧坚持不动摇。
所以我得到一点暴论：如果说武汉清零后的一年半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的话，我们同样也在疫情出现后剩下的时间感受到了“制度劣势”。这话可能有点重，简单说就是，疫情是一面镜子，充分展示了各国政府和普通人的种种“优缺点”。
传染病有三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对此有三种基本控制传染病的措施——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针对一个新发传染病，这三种措施其实就可以归结为一条——封控。疫情初期，各国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其实都是以封控，现在在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下，我们才以创造纪录的速度研发出了几十种疫苗和药物。那么谁可以将封控执行的最好？答案不言而喻，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天然优势。
但，封控政策与经济发展可以说势不两立。如何发展经济？人的流动必不可少。奥秘克容之前，中国短期内的动态清零可以换来较为长久的人员自由流动。但现在，这点有了大大的问号。奥秘克容突破了两年以来中国低成本疫情防控模式（指不需要封城的模式，可以简单认为是上海之前的精准防控），让各地不得不在出现疫情后更快响应，迅速封城。但中国的经济其实是很外向的，因为内需一直疲软，我们对国际间交流有很强的依赖。因此我们也在最近放松了入境管控措施，但这产生了新的矛盾。虽然奥秘克容的潜伏期缩短，但隔离点交叉传染一直广泛存在。尽管我们一直在改进措施避免它，但概率始终是有的。随着入境人数会在不久后迅速增加，可以预见（如果航班不再次大规模取消的话）入境人员多的城市会出现此起彼伏的疫情（啊我说的就是以上海北京为代表的地方）。封控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会长期压制中国百姓本就很低的消费欲望，时不时冲击中国的物流体系，打击以旅游餐饮为代表的线下服务业。
刚才扯得远了，但新冠疫情还在继续，也许它对中国经济有两面性。之前它让大多数国家深陷混乱，让中国百姓觉得风景这边独好。而现在，叠加本来一直存在的种种问题，它或许又成了加速剂。
实际上在疫情前的2019年底，就有很多人”唱衰“中国经济。是啊，一个基尼系数超过0.6（西南财大数据），房地产泡沫超过1990年的日本，青年失业率接近（或者超过）20%的国家，它真的不会衰落吗？但我国政府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强有力的政策工具，让”崩溃“的事件始终没有发生，一次次打脸某些西方经济学家。不过，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和我们历史课本里学的大萧条，新闻里对欧美国家经济状况的报道，总有几分相似？“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尽管各国政府都在一次次危机后试图堵上一些漏洞，避免危机的“重演”，但这条铁律似乎仍然奏效。现在网上不难找到一些文章或者视频，分析欧美国家各种经济和政治问题头头是道，比如《日本为什么会衰落三十年》《欧猪五国的经济为什么这么差》等等。但我想说，且慢，我们是不是也在改革开放以后借鉴了欧美国家的很多经济政策，甚至在很多方面做了更加大胆的尝试（比如房屋预售制、土地财政、更大规模的以工代赈（基建））。那么，到底会不会出问题？
每一次经济危机时，各国都会出现极端/民粹主义思潮，所谓纳粹/法西斯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进程的兴起。各国政府描绘的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信任危机，很多人开始相信一些其实更荒唐的极端思想，并在一些国家因为真的有选票而在政治上被广泛表达。那么，我们会不会也类似？还是我们更甚？
——六颗核桃
民间所造势的力量何其强大，有些时候甚至超过了官方能够容忍的限度，网络暴力层出不穷，法律形同虚设。
和现状纠结太紧密，不多谈。
注释：
这里需要单独讲述一下我个人认为的左翼民粹主义的定义：
笔者之所以不喜欢民族主义的定义，是因为民族主义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只有一半很难说成是民族主义。如果单独谈狭隘民族主义，概括性不强。当然，笔者更反感被垄断的爱国主义的定义，因此拒绝称如今的共青团中央等公众号所体现出来倾向为以上两种思潮。
笔者更愿意称其为左翼民粹主义。一方面，由于新中国的特殊历史集体偏向于左翼（此处的左右分野是上下而非西方政治学中的左右）；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浓烈的不断划分敌我的特征，并且呼唤领袖正本清源。这类思潮必然导向是更加专制、更加全面管控的政府。
它们的支持者主要认为一系列发展的问题在于境外势力（主要是美西方势力）和境内资本相互勾结，而面对共产党资本家时主要采取宽容和理解的态度。解决方案在于集中权力，加强领导。往往具有一定的阴谋论色彩，比如犹太金融控制世界等，很常见于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思想。
以上应该能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
- 由于国民历史教育的匮乏，中国年轻人可能是世界上最不了解自己国家近现代历史的一批年轻人，如果不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话。联想到“让正史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这样赤裸裸的宣言以及“忘记历史等于背叛”的卫道士发言，实在是让人难堪。
6.3 总结：表象之下涌动的暗流
第五章笔者已经详谈，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呈现出一个极为明显的表里分界，表象团结统一，除了一点点阴影，到处都是和善的、团结的人民，共同为了完成伟大复兴这一光明的目标共同前进；如同一片迎着太阳的大海，旭日升起，海面升平，朝气蓬勃。
配图是The Thrillseekers的专辑Escape. 写文章的时候在听，刚好封面很适合。挺好听的，这种Trance音乐也刚好是在构建一个音乐世界中的幻觉。尽管我知道那是假的，我仍然会为之神往，毕竟这样的虚构是无害的。
如果我们对这个表世界信以为真，那么就很容易推断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人的争执会比外国人更少、更不极端。要验证这个结论，随意到网上走一遭，就能知道真假了。
表象世界的统一并不能解决理论自身的荒芜，解决问题最终需要回到里层世界。在没有公众讨论凝聚共识的前提下，里层世界只能够千人千面，冲突和矛盾都难以摆在台面化解。相比于坐下来安静探讨，大家看上去更喜欢用举报的武器消灭对方，毕竟缺乏真正在公共空间探讨的经验和足够的包容心，这样的辩论手段学不会也很正常。
再次引用下面这篇文章，原文已被删除，在这里看看就好了
即便是力图塑造统一整体的表象的民粹主义，也在背后充满分裂。暂且不谈几个所谓的意见领袖因为一些小事吵得不可开交、不论他们背后是否有什么利益纠葛；单纯观察这个群体内部，在实际问题上的分歧也甚大。可以比较直截了当地说，只有当查公知、举报间谍、痛打精日分子等一系列非国民（①）的时候，他们是统一的。一旦舆论场没有了新的公知，在具体问题上，他们立刻开始分道扬镳，内部相互攻讦。理论上的缺陷无药可医，不知何时才能塑造一个敢讲真话，能讲真话的舆论环境呢？
注释：
这里借用一下日本二战时期的概念。实际上，民粹主义的区分人民和非人民的手法，与一系列阶级斗争下的阶级敌人、臭老九等概念并没有什么区别。我没什么兴趣在对其作出区分，只要把握“对面和我不一样”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7 一部分典型案例分析
如题。能解释就简单解释一部分案例的原因。这一章节主要是配合最开始四节的，机理都分析清楚了，这里不需要赘述。
7.1 Censorship in Blackbox
以Bilibili的审核为例，下面是一个总结与比较的历程，黑箱化操作非常明显。
bilibili与国外平台的审核机制对比
后来Bilibili在一些视频下方取消了评论按时间排序，比如共青团中央的环保大会的一个视频。因为按照时间排序，根据评论的序号就很容易判断删除了多少视频评论。
当B站把所有带有“倒车”的稿件全部关闭评论区的时候，Up主的申诉无法得到任何有效的回应。
作为黑箱的审查已经严重影响了网民们的日常生活。
注释：
本章标题灵感来自于Ophidian的专辑Blackbox. 这张2003年的专辑粗犷、暴力、深刻、黑暗。链接在下方：
Enzyme X 7891011 (Blackbox) – Ophidian（Meander， Cubist Boy，Conrad Hoyer） – 专辑 – 网易云音乐 (163.com)
7.2 Black Ferrari
2012年3月的一天，网民突然发现百度没法查询到法拉利了。法拉利吧的吧友们也发现贴吧内暂时无法发言。
后来坊间传闻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在北京飙车发生车祸，车祸导致一死两伤，两名伤者均为民族大学的女大学生。令谷当时在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
玩过GTA的朋友们想必都知道，以法拉利为原型的跑车系列都只有两座。为什么会有三名死伤者？这个细节引发了无数遐想。不论如何，一年内令计划的落马证实了这个传言至少部分属实。
请大家思考：以这种速度扩张的敏感词库，怎么可能落实于法律中呢？必然只能在迅速的、隐秘的行政号令中。
再想一想，如果不是令计划落马连带着薄熙来落马一系列的政治地震，此案会不会至今成谜呢？反面案例可以思考一下某女明星以及某网球运动员的绯闻。
这种权贵相关的新闻的强审查和“危害社会安全”等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理由有任何联系吗？我想，就算有，也很牵强吧。真正的理由，估计是没办法摆上台面的。
注释：
时至今日，此案细节都不明朗，如法拉利的来源以及车祸的具体原因，死伤者之间的关系等。
7.3 Cyber under Martial Law
每年一次，六月四日全国的网络检修早已成为笑谈。这一天，QQ和微信都改不了个人备注，朋友圈转发不了蜡烛，腾讯会议甚至不允许五个人以上的会议，等等不胜枚举。这一切的一切都和我上文提到的剧烈转折有明确的关系。
如果说别的历史，比如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历史的空白，那么这个简直可以称作是历史的黑洞了。每年一次诸如此类的封禁简直堪称大规模奇景，恰恰是对于民众的一次提醒，比如今年的李佳琦。
真实就是这样，如同一把攥在手里的沙子，你握得越紧，漏得越多，直到打开手才发现手心早已一无所有。
7.4 Plus Four Factory
佳士工厂的事件前因后果可以从维基百科处查询，这里不再多谈。
从这一次开始，以往的图片、谐音、反转等手段全部失效，民间第一次认识到官方在特殊时期统一调度，全网协调的协同作战能力以及强大的识别技术。
7.5 Mouthpiece Nearly Collapse
简言之，官媒已经无法在政治严肃性和贴近生活性之间找到平衡，表里世界的冲突大到无法协调，两者都要就会精神分裂。
7.6 Wen’s Mother
前总理温家宝的《我的母亲》文章在澳门的报纸发行后，墙内公众号转载的全文全部被禁止转发。一篇悼念生母、呼唤社会公平正义的文章，即便作者是前总理都无法发出，那么我们这种小人物呢？又该怎么办？
8 展望未来
能够读到这里的读者，谢谢你，你真的很有耐心，能够读完这篇笔力尚浅、冗长而甚至有点幼稚的文章，我不胜惶恐。如果可以的话，不需要打赏；请一定留下你的评论，不要有任何顾忌。
在社区里面，我在这一段直接挑明了，我想的实在没有什么能写下来的。而到了这里，我却又发现没有多少写了有用的。那接下来的文字就随性而写了（其实上面的也没有太严肃啦），看个乐就行。
想一想，我在论坛里面写法治写了这么久，还没人提出仅仅是《宪法》中的条款就和现实有巨大的冲突。《宪法》所保障的明明是公民，而各种限制却是对于出版社或者报社做出的。公民的呢？嚯他有啥发表权利。发现问题了吗？没人把这当回事儿哈哈哈。
到了二十一世纪，能够以如此力量残害、阉割本民族的语言的，除了中国可能很难找到第二个国家。我不由得联想起了日本人都没有毁掉的孔夫子庙却在文革中被摧毁，也许一些人在破坏方面就是如此具有天赋，令人不能不服。如今看来，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确实是人类从来不会吸取历史教训啊。
面对时代的车轮，尽管个人的力量如此渺小，但是至少不要加入其中成为一名加害者，应该是能够做到的。至于更多的，就交给天道吧。毕竟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那下个问题就是，啥是人心中的天道呢，我引用一篇文章里面的一张图片：
中国民众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年龄—时期—世代效应的分析 (qq.com)
可以发现：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及在“文革”结束初期出生的人群表现出对权威最消极的态度，而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时期成长或出生的人则表现出较为积极的态度。
我觉得可能能够跟现在的宣传的反智程度相比肩的就只有文革时期了。想想看文革结束后那批河殇派，怎么可能是凭空冒出来的呢，不过就是之前的宣传太极端，一出门看一看直接心态崩溃了而已。所以这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以后看了世界啥反应，很好猜。
所以说啥都是公平的，对吧。
论坛里面有很多话我不太方便写，比如说这种收紧只是网络舆论吗，那当然不是，只不过网络表现最极端而已。这几年文化方面几乎全面倒退，书籍游戏动漫哪个不是卡死，我觉得这个趋势还算是比较明显的。
絮絮叨叨到了这里，引用别人的一段话结尾吧：
“我相信敏感词库的扩展永远跟不上人们的想象力；
我相信被删帖带来的沉默绝不意味着默认；
我相信虚假的诺言再也无法欺骗人们
去牺牲当下以换取遥不可及的将来。”
——张翼 《“不反之反”：中国农民的博弈》
某些人总以为可以用哄骗来让人民进入梦乡，可人民却从未真正睡去。
以上。感谢大家一周的陪伴。